中国人文外交促进会官网 | 张国斌：外交官眼中的国人礼仪之道 | 2009-10-28　　今天是北京奥运会胜利闭幕的日子，在这三周内，中国人不仅给世界展现了奥运精神，同时也展现了礼仪之道。那么，在奥运会这场特殊的礼仪考试中，我们能得几分？奥运之后，我们又该如何继续上好全民礼仪这堂课？曾被誉为礼仪之邦的中国，为什么在礼仪方面有了断层？带着这些疑问，记者对有着近30年外交生涯的外交官张国斌进行了独家专访。提高国人素质不能单靠一个奥运会　　张国斌，1977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进入外交部后，先后出任过外交信使、办公室主任、文化专员、礼宾官、参赞等。近期，中信出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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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国斌：外交官眼中的国人礼仪之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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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9-10-28 　　今天是北京奥运会胜利闭幕的日子，在这三周内，中国人不仅给世界展现了奥运精神，同时也展现了礼仪之道。那么，在奥运会这场特殊的礼仪考试中，我们能得几分？奥运之后，我们又该如何继续上好全民礼仪这堂课？曾被誉为礼仪之邦的中国，为什么在礼仪方面有了断层？带着这些疑问，记者对有着近30年外交生涯的外交官张国斌进行了独家专访。提高国人素质不能单靠一个奥运会　　张国斌，1977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进入外交部后，先后出任过外交信使、办公室主任、文化专员、礼宾官、参赞等。近期，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作《亮出最好的自己》。虽说新书出版于奥运期间，但张国斌告诉记者，这本书并不是奥运的应景之作：“70年代末，我进入外交领域后，时常看到国内代表团在国际上不懂基本礼仪、闹出笑话，于是开始研究与积累，2年前动笔写这本书，应该说，这是20多年工作的总结，不只是为奥运而写。” 对于奥运期间国人所表现出的礼仪风范，张国斌认为比起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，但是“提高国人素质，不能单靠一个奥运会。1990年亚运会之前，大家也像现在一样突击礼仪，当时确实感觉素质提高了，但是亚运会过了后，劣根性又慢慢体现出来。所以，我们要进行长期的礼仪教育，礼仪要从娃娃抓起。” 　　奥运礼仪最热情的实践者非一群群身着蓝衣的志愿者莫属，他们的待客之道被广为传颂：有媒体称，奥运村里所有的门都是“自动门”——不是因为装有感应设施，而是每道门都由笑容满面的志愿者亲手打开；而每个公共洗手间里也有志愿者负责冲水、开关龙头。这些举动在张国斌看来，有些过犹不及： “诸如开门、冲水这样的服务是没必要的，即使国家元首来了，也没必要为他们开关水龙头。奥运结束后，外国人再来中国，还能享受到这样的服务吗？如果不能，他们难免会有想法。我们不能把礼仪看得太形式化。奥运来了，大家脑子里有了一根礼仪的弦，这是好的，但是有些媒体把奥运抬得太过了，其实它只是一项普通活动，并不需要给予至高无上的地位，等它结束了，人们还是应该脚踏实做好本职工作。” 我们目前的礼仪水平是小学生阶段　　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，然而，如今中国人在国际场合却总是形象不佳。“从2000年前孔子鼎盛时期开始，我们都是举国注重礼仪礼宾，但‘文革’把好的都丢了，把不好的都捡起了。中国人在国外，总是被说成‘花钱最受欢迎，行为最不受欢迎’。所以在礼仪方面，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有人说，现在的礼仪书是把人们当小学生在教，我认为这是对的。我们目前的礼仪水平就是小学生阶段，等我们过了这个阶段，再向中学、大学阶段进发。” 　　身为外交官，张国斌接触的人物层次都比较高，可即便如此，不少中国人的素质仍然让他汗颜。“有次在巴黎的贵宾室接送客人，大家都是轻声交谈。突然，一个中国人的声音极为响亮地冒了出来：‘老李，我来晚了！’，贵宾室的其他人都对他做出轻声嘘的动作，场面很尴尬。还有与外国人吃饭，有些同志喜欢敬酒、斗酒、给外国人夹菜，以显示自己热情好客，但外国人是不接受这一套的。” 　　不了解各国的不同风俗也会造成失礼，张国斌说自己就闹过这样的笑话。“在瑞士留学时，我送给朋友一把蒙古刀。原以为对方会喜欢这件中国味道的礼物，没想到他的脸色一下子变了，问我是不是想和他断绝关系，我这才知道，送刀在瑞士人眼里是表示一刀两断的意思。” 在外交场合，更是礼仪无小事。每次外事活动前，张国斌都要详细了解对方国家的风俗，然后告诉领导人该穿什么衣服、有什么注意事项、应不应行贴面礼……出访非洲的一次经历令他印象深刻：“当地领导人给国家领导人敬酒，这个酒是用手调出来的，只献给尊贵的客人，虽然看起来很脏，但是领导人不能不喝，这就需要我们对这样的风俗有所了解，然后事先告诉领导人，以避免尴尬。” 外交官光环背后的酸甜苦辣　　张国斌走上外交之路，完全出乎他的意料。“我在农村长大，15岁前没见过火车，更不知道什么是巧克力。后来进了工厂，在山沟里待了3年，正逢北外招生，集中考试，被北外法语系录取，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，就这么成了一名外交官。可以说，我是命运的幸运儿。” 虽然张国斌说自己是幸运儿，但事实上，有厚积才有薄发。他8岁就开始给报刊投稿。在老家的破窑洞里，他读莎士比亚、莫泊桑、雨果。到了工厂后，因为年龄小，只能用学习打发时间，“业余时间是在看书、记笔记中度过的。那时候表哥有一箱子书，我看完一本就和别人换其他书，这箱书一直在更新换代，从没齐全过。” 　　在许多人眼里，外交官是神秘而令人羡慕的，他们举止优雅，外语流利，与各国名流、政客打交道。但很少有人看到光环背后的他们：远离祖国和亲人，在异国他乡默默工作；在缺水、缺电的穷困国家，艰苦创建中国使馆。　　 “有人说很羡慕我作为外交官走过这么多国家、有过这么多经历，其实外交官的酸甜苦辣是人们想象不到的。” 1979年，东非的吉布提共和国与中国建交，张国斌与同事前去筹备建馆，那时的他只有24岁，“我们是第一批到达吉布提的中国外交官。其实外交官的出国和大家想象的完全是两回事。”吉布提的气温很高，一年有8个月是夏天。在吉布提建馆期间，由于人手不足，张国斌主动承担起厨师、司机、会计、保管、翻译的工作。　　“虽然大使馆的条件比较好，但是还是会有疟原虫病的困扰，睡觉时一定要盖上被子，否则蛆会钻到肉里，做手术才能取出来。有同事取出一条蛆，被我们谐音称作‘一区区长’，取出两条蛆的就被称作‘二区区长’，那真是一段苦中作乐的日子。” 　　张国斌不否认在极苦极累之时，也会一丝困惑：为什么有人能派在西方发达国家当外交官，而我要在这里受苦？“不过，一旦在那个位置上工作起来，就感觉自己的辛苦没有白费。而且，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是发自内心的，他们是中国人真正的朋友，按中国话来说，就是‘瓷实’。” 不要把世博期间的礼仪培养看成形式　　在非洲国家常驻8年后，张国斌又在法国常驻5年，还作为礼宾人员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30余个国家，足迹遍布140多个国家。正如李肇星说的，外交官常常有缘见证甚至参与历史——张国斌也不例外。　　2002年12月3日,摩纳哥格利马尔迪宫里，国际展览局主席庄严宣布：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举办地将是中国的上海。消息一出，会场内外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欢欣鼓舞、互相拥抱，随后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。　　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庆功宴，其实差一点泡汤。当时张国斌任驻法大使馆办公室主任，为申博忙前忙后多时的他，在申博结果公布的当天，突然得到一个消息：原定为庆祝活动举办场所的蒙特卡洛大饭店的金厅，早在3个月前就被一家美国公司预订了，但如果不能租下这个相对宽敞、气派的场地必然会影响到申博庆祝活动的效果。　　正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，张国斌镇定地打听到美方的活动是晚上9点才开始，当即提出保证活动在当晚8点30分之前全部结束，并且以一个中国外交官的人格担保，中国人是绝对讲信用的。他的真诚终于打动了饭店经理和美方公司，经过协商，酒店方面在下午两点终于同意在晚上8点30分之前将大厅先提供给中国代表团。　　当晚，上海申博成功，庆祝活动也在晚6点30分如期顺利开始。最后，在雄壮的《歌唱祖国》歌声中，庆祝活动圆满结束，此刻，时针正指向晚8点20分。　　申博庆功会的峰回路转犹在昨天，上海世博会已近在眼前。张国斌说，他明年打算写一本书，讲述申博前后的故事。问他，作为一名申博功臣兼外交礼仪专家，能否对上海人民提些礼仪建议。他答道：“我只提一个想法——不要把世博期间的礼仪培养看成形式，而是要看成过程。世博是一时的，而生活是长期的。我们的眼光要放得远一些，路要走得长一些。” 文田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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